作者：祝晓风（中国社会科学院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黄会林，1934年生，1950年入伍，在抗美援朝战场荣立军功。1955年保送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8年提前毕业留校任教。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创院院长，中国高校第一位电影学博士生导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出版《黄会林绍武文集》（十卷）、专著《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略》《夏衍传》（与绍武合著）《学术知行：从影视民族化到“第三极文化”》等，主编并参与撰写《中国影视美学丛书》《影视受众研究丛书》《京师影视学派系列丛书》等，与绍武共同创作《梅岭星火》《故都春晓》《爱的牺牲》《骄子传》《母亲三部曲》等。

  不久前，央视直播2020年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隔着电视屏幕，又看到了黄会林先生。与其他上台致词的陈道明、张艺谋这几位直接从事电影创作的人士不同，黄先生是以从事文学和电影教育工作62年的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的身份出场的，她的亮相被媒体称为“启动式上最动人的一幕”。86岁高龄的黄会林笑称自己是“85后”，她说，“只有一代代电影人前赴后继，才能让中国电影血脉传承，让中国文化其道大光”。黄会林在这个场合致词，大家心里都明白还有一重意义，那就是，她是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创办者。如今已是国际A类电影节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最近两届是和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合二为一的。

  从1958年留校任教，黄会林以教师为职业，以学术为生命，以推动中国戏剧电影发展、构建中国影视民族化理论体系为使命，在影视艺术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领域开创了众多导向性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案例；她是在学术领域开疆拓土的耕耘者，也是一位有战略眼光的学术领军者，更是一位以爱和知识教书育人的学者。

  评价一位学者，应当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衡量，一是他与时代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二是他的学术使命担当，三是他留在历史上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以此揆之，应该说，黄会林正是一位自觉顺应时代前进大潮，勇敢担当历史背景和文化使命，并取得杰出成就的学者和教育家。70年前，只有16岁的初三学生黄会林，毅然报名从军，奔赴那场“保家卫国”战争的最前线，在战场上以热血和生命表达了她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四十年前，她在中国现代戏剧研究领域第一个开始全面、系统研究夏衍，填补空白，于30年前出版了第一部中国线年前，她又承担学术文化使命，重建北师大艺术系，创建艺术与传媒学院。2009年，黄会林、绍武二位先生又提出“第三极文化”的理论，在中国文艺界、文化界引起强烈震动，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如今，在她和同事及几代学人共同开辟、耕耘的中国影视民族化研究新天地里，硕果累累，中国影视民族化研究学科体系经过多年奠基、深化、拓展，一座大厦已然矗立。2020年，《京师影视学派系列丛书》开始陆续问世，标志着“京师影视学派”已形成系列成果。

  70年前的炮声恍如昨日，28年时光更是弹指一挥间。在今年这样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回顾这样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学者的学术人生，探讨她倡导、开创的中国影视民族化理论，会对我们有许多新的启示。

  1992年，不仅对黄会林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在中国高校影视学科史乃至整个艺术学科发展史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年份。1991年年底，北师大计划重建艺术学科，校领导找到黄会林，希望她担此重任。那一年，黄会林已年届58岁，接近退休年龄。在几乎空白的基础上重建一个大学科，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创建，这显然意味着一次艰巨创业。对于一般人，接此重任是既无此心也无此力。校方再三做工作，黄会林推辞不得，只能接下任务，她自己当时也没想到，就此开启了北师大艺术学科28年全面复兴的征程。可是刚开始，创业的艰难，实在一言难尽。从软件师资、教材，到硬件办公条件，几乎都是白手起家。艺术系当年的办公室和教室，是在西城区定阜街一号，老辅仁大学校区，大楼北边有几间小平房，夏天下雨漏水，冬天寒风呼啸。条件的艰苦，恰好为一介学者的学术使命担当做了一个注脚。

  在艺术系重建的早期，黄会林争取到各方面的支持，包括曹禺、吴祖光这些前辈大家，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沈嵩生还应她之邀出任艺术系顾问。但是，外力的助推再大，主事者假如没有毅力，没有坚持，没有忘我的付出和出色的领导统筹能力，那也很难成功。从学科设计规划，师资引进和培养，到教材编写，招生计划、课程设置，乃至校舍、人员安排，方方面面，千头万绪。可想而知，这得需要多大的精力和付出。1992年创办艺术系，1995年拥有了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此前，全国电影学的第一个博士点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2002年，以艺术系为核心和基础，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成立，学科建设已成体系，至2020年，则已建成“双一流”、A+学科。二十余年来，以黄会林为主要学科带头人，北师大戏剧与影视学科彰显出传承中国优秀文化、体现中国文化魅力和东方审美气质的人文性追求，形成了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京师影视学派。

  在当代，上世纪30年代出生、50年代入大学的那一辈学者当中，做出学问的人很多，但是，在学术上，能领导一个团队、带动一个学科发展，最后创立一个学派，对一个学科产生整体性影响的人，却并不是很多，每个学科领域，不过一二人。黄会林就是这里面一位。她对中国影视学科的贡献是开拓性和整体性的，因此，她被同行称为艺术学领域的一位“战略家”。

  北师大戏剧与影视学科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时，中国老一辈戏剧理论家洪深、焦菊隐等人就在此任教。1949年后，国家抽调焦菊隐等人作为主干，创办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焦菊隐受命任北京人艺总导演十几年，打造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戏剧体系。黄会林重建艺术系，接续的正是这一文脉剧魂。而黄会林能把此一文脉剧魂接得上、接得好，那也不是偶然的。

  大学毕业后三十多年，黄会林一直教现代文学，那时她就注意到现代文学与现代戏剧、电影的密切关系。上世纪70年代，她和绍武开始电影创作，发表了电影剧本《梅岭星火》《彭德怀在西线年结识夏衍后，他们又开始话剧创作，在夏衍直接指导下，写出话剧《故都春晓》。在此过程中，自然而然转入夏衍研究和中国现代话剧研究。黄会林和绍武从1980年开始，陆续出版《夏衍传》、整理夏衍作品及研究资料300多万字。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话剧史几乎还是一个未开垦的领域。当年，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都还在酝酿写作之中，尚未问世。1984年，田本相到中央戏剧学院教书时，发现堂堂中戏，竟然没有中国话剧史课程，田先生自己所著《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则是1993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而黄著《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略》，夏衍作序，曹禺题签，1990年3月即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书稿实际完成于1988年底，是中国话剧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开山著作之一。夏衍写作此序是在1989年3月，五四运动70周年前夕，正是在这篇序中，夏公提出要从新文艺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现代话剧发展的重要观点。可以说，黄著和上述几部著作一起，代表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话剧史研究的水准，也标志着中国话剧史学科的建立。黄会林在现代戏剧研究方面做出的一系列成果，对中国现代戏剧研究的贡献，也是开拓性的。

  在上世纪80年代，黄会林一边教学，一边还做了两件有全国影响的事，一是创立“理想杯”大学生电视作品大赛，二是1986年创办北国剧社。前者于1985年创立，是专注于大学校园电视文化创建与电视创作的全国性赛事。其时，黄会林正担任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工作委员会主任。后者是黄会林在“中国现代戏剧研究”课上，尝试教学改革，与绍武一起把学生从教室带到舞台，给青年学生创造艺术实践的平台和直接学习戏剧大家的机会。这些也都为黄会林日后重建艺术系、复兴北师大艺术学科创造了条件。文脉剧魂不仅存在于书本上，年轻学子们的舞台表演、青春演绎，才是活的剧魂。

  电影、电视早已成为当今世界文化传媒中传播最广最快，对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艺术创造和文化传播方式之一。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巨变，电影理论也敏感地意识到，那种“寻根”式的怀旧主义，那种青春般的理想主义已成为历史，全球化时代到来了。在短短几年当中，中国电影和电视的整体风格、美学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投资方式、发行体制也发生根本转变，它们对市场变得如此依赖。同时，中国电影也开始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严峻挑战。那时的中国电影正在开始一个相当漫长的低谷期。在那十多年中，有的年份全年票房不到十亿元，不及2019年某一天的票房或某一部影片的票房。凛冬寒气，中国电影人今天都记忆犹新。中国电影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电影理论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是黄会林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倡导影视理论民族化的一个历史背景。

  黄会林意识到，成局之道，首先要破题，“应尽早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有效指导中国影视实践的影视理论，否则中国影视艺术的发展将会受到制约”。早在1999年4月13日《光明日报》，黄会林接受记者（即笔者）采访时就谈到，影视艺术是一种世界性艺术样式，但它同时又以美学性和文化性区分了不同民族与国家的艺术风格，如电影在发展中形成了苏联学派、美国学派、法国学派、日本学派等等。而中国电影也以一大批具有民族风格的优秀作品，为世界电影“中国学派”的创立打下了基础。但是，理论界对本土创作缺少全面的、系统的、本质的、富有理论高度的研究与总结，更缺少以中国影视艺术为支点，提出具有中国文化特性的影视理论。中国影视发展的历史表明，影视虽然属于典型的“舶来品”，但是，中国影视并非欧美影视的翻版，它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因为影视不单单是科技工业，也是美学与艺术：科学技术手段固然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然而美学与艺术却有着明确的民族特色，用黄会林的话说就是，影视语言可以是世界的，但影视语法必须是中国的。2002年，《黄会林影视戏剧艺术论集》出版，就把这一论题较完整地呈现出来。黄会林创立的中国影视美学理论，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更是一种根植于民族立场的文化价值追求。她的这些观点，直至今天，仍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针对性，值得大家思考。

  199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黄会林文章《建立中国影视美学理论研究体系》和三位同事的笔谈，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首次刊登影视论文。当时的“编者按”指出：“总结民族化的影视艺术发展规律，是影视理论界应当探讨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就现有理论来看，绝大多数是西方影视理论的翻译和介绍，本土化的影视理论研究比较缺乏，尚未见到‘中国影视美学研究’这一系统论题的正式提出。这里刊发的一组笔谈，提出了‘中国影视美学’的概念，并对中国影视美学与民间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20多年前，在定阜街一号“北校”的小平房，黄老师和几位同事、学生讨论这组文章的情形，我如今还历历在目。在此前后，黄会林和她的同事们，结合国家级、省部级和若干横向课题项目的进行，出版了黄会林主编《中国影视美学研究》丛书八种，结合中国影视创作实践，从历史、理论、作品多重维度，系统研究中国文化、传统美学和影视文化。该丛书被同行专家评价为“创建中国影视美学的本土体系而努力，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意义”，“初步建立起中国本土的影视美学理论研究体系”（《人民日报》2000年12月23日）。

  黄会林的中国电影民族化理论，概而言之，主要有三大层面，即中国电影文化的民族化，中国电影美学的民族化和中国电影史学的民族化。这里所提倡和进行的影视民族化理论建设，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较为纯粹的艺术风格研究，也不是搞“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要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构建艺术发展的民族文化基石，发掘有当代生命力的传统价值。一直到“第三极文化”理论，“民族化”一直是黄会林学术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一直试图寻找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独立品格和价值”（《目送归鸿》序），就是黄会林的学术立场。

  黄会林的学术道路，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992年出任艺术系系主任，是中间一段；之前留校任教34年，学术重点起于现代文学，深入、开拓于中国现代戏剧研究；从2009年至今，与绍武共同提出并致力于“第三极文化”理论研究与实践，能够准确的看出其学术探索转向了对文化的宏观思考。“第三极电影文化”是针对世界电影发展格局提出的“带有一定战略性思考的学术构想”，是中国文化在21世纪新时代全面复兴发展的背景下，对中国电影的历史要求。

  我们现在讲文化自信，但文化自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文化自信，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文化建设、艺术创作和学术创新上，落实到一部部高质量的影视作品，体现在一篇篇有学术创见的理论著作上。何谓自信？自信首先就是有能力实事求是地审视自己文化的优长与短处，然后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发展中发扬自己的优长与特色，并在此历史实践中确认自身的主体价值。黄会林倡导影视民族化理论研究，不单单是被动地应对外来影视文化，而是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影视文化的民族传统精神，唤醒文化自觉，确立我们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和文化主动性，在电影电视乃至互联网这些现代艺术与传播手段中建立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并发挥其积极的影响力。

  在二位先生主持下，从2011年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第三极文化”论丛》及相关成果，使这一文化理论不断推广普及，不断丰富发展，深入实践，被学者评价为“当代文化文艺发展的重要思想理论成果，逐渐显示出深邃的理论意蕴和思想能量，并且与近十年的中国文化发展实现了高度的理论契合”。2020年出版的“京师影视学派系列丛书”第一辑中，还有胡智锋《本土化：中国影视的文化自觉》，路春艳《互动与融合：中国电影文化研究（2000-2019）》，史可扬《美学精神：影视的诗意探寻》，张智华《文化探索：戏剧影视创意》等四种。这些都是中国影视民族化理论和“第三极电影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

  黄会林几次说过，她从事学术研究，走到今天，确有很多阴差阳错，“其中有些经历十分重要，甚至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学术人格和治学态度”。黄会林于1955年被保送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8年提前毕业留校任教，能够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学人。她的学术人生，能够说是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如果说，在1949年之前，她一直在艰苦岁月里成长，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自觉意识的少年，那么，1949年开始，她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年5月，黄会林在上海迎接。年底，因表现优异，才上初二的黄会林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自此，她和同时代千千万万青少年一样，自觉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从军，对一名学者的意义，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现当代许多学者、作家都有从军的经历。老一辈的，有聂绀弩、曲波、黄仁宇、钟惦棐、汪曾祺等等。黄会林在抗美援朝战场得到的，不单单是一枚奖章。她多次说，这枚军功章当然是一份荣耀，但更是一份责任，为了牺牲的战友，她要继续战斗、工作。残酷的战争环境磨炼人的意志，黄会林身上没有一般读书人面对困难时的软弱与逃避。我们也由此能够理解，黄会林能在58岁开创一份全新事业的勇气和担当。坚定的民族立场，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坚韧勇气，还有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战斗力，黄会林从军的人生收获，至少有这三条吧。

  黄会林由武转文，走上文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之路，在北师大求学那几年是关键。当年的北师大中文系，可说是名家宿儒云集，黄药眠、钟敬文、彭慧、穆木天、刘盼遂、陆宗达、谭丕谟、俞敏、郭预衡等等，都在中文系。亲炙名师，勤奋苦读，为黄会林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十年浩劫，黑白颠倒，学术文化一片荒芜。黄会林因为家庭出身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她并未失去对国家民族的信心，没有虚度时光。在许多人或无所事事或热衷于搞运动的时候，黄会林抓紧时间潜心读书、积累，拜前辈学者唐弢为师，对现代文学做系统研究。得唐弢、夏衍亲授真传，黄会林学问和创作都升入一个新境界。

  我们现在常说，大学不在大楼而在大师。但是话都不能说绝对了。一所好大学，大楼也是必要的物质基础，真的没有大楼也是不行的。现在的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大楼（即田家炳艺术教育书院大楼），就是二十年前黄老师“化缘”，香港实业家田家炳先生资助兴建的。当年黄老师对我说起这个事，只是轻描淡写说了句“那可真不容易”。

  其实，中国古人很重视事功，对读书人来说，能为社会做一些实事，建立一定的事功，不仅是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士人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对大多数学者而言，能在某一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中有所发现发明，就已经很不错了。但黄先生不仅在学术上立论著说，开荒拓土，开宗立派，在事功方面也有不凡成就，“艺传”大楼就是一个象征。黄先生的事功，撮其大要，除了推动、引领学科发展，还有两大方面：艺术实践和服务社会。前者，从集体方面说，以北国剧社为代表；从个人方面说，有她和绍武先生创作的诸多影视、戏剧和大部头文学作品在，早有公论。这些成就，也不是任何一个大学老师可以轻易取得的。

  后者，更了不起。作为人文学者，和社会现实的联系不都是很紧密的，而在课堂和书房之外服务社会，又会占用学者大量的时间精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的。因此，能有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意识并付诸行动，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这方面黄会林做了许多大事。黄老师带领团队在1993年正式创办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至2020年，已成功举办27届，成为这个学科点“影响行业、展开社会服务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她理论联系实际，领导、组织师生对影视受众做深入、全面地调查研究，写出调研报告，出版研究专著。从2006年起，她连续五年带领课题组开展“影视文化对未成年人成长的影响与对策”研究。这些成果，都对行业发展、国家文化政策制定起到了直接的、有力的学术支持。近年来连续进行的“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也取得巨大成功和国际影响，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这是一项中国文化体验项目，2011年由北师大会林基金赞助、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主办。该项目是让外国青年在中方志愿者配合下，完成10分钟中国文化纪录片，让外国青年来讲中国故事，从而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在近年个别西方国家妖魔化中国的背景下，该项目的意义更是不同寻常。2012年，黄会林率中国电影学者赴美国与美国大学合办学术论坛，传播中国电影文化。想想当年战场上和敌人生死相搏的女兵，六十年后却在学术会议上和美国学者交流学术文化，我们除了感佩中国学者的博大胸怀之外，也不免会感慨历史的沧桑。以教育、学术和文艺实践，服务社会、回报国家，既是黄会林的事功，当然也是北师大艺传学院和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的事功。

  黄老师有一颗赤子之心。七十年来，她坚守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一名学人的良知，响应祖国和时代召唤，勤奋工作，勇于奉献。她以文艺和学术为民族复兴做出的贡献，后人将会有更充分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