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小说《繁花》的电视剧改编引起一片喧哗，极致的导演美学风格与较大程度的改编、继创等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也再次将文学改编的方法路径问题推至眼前。事实上，关于这两方面的讨论一直贯穿在百年以来文学的影视改编中。

  众所周知，电影是从照相技术延伸出来的一门艺术，而照片本来如画面一样是单张静止的影像，可是把大量相关影像联动起来就有了运动的感觉，就像连环画一样，而把无数相关的连环画联动起来，让其有连续的运动感时，它就成了可以讲述故事、表达丰富主题的电影。因为这样的原因，它天然地就有了两个艺术属性，一个是照相艺术，也可说是美术，这是其语言；另外一个则是其内容，人物、故事和主题，这就是文学性。我们大家都知道，影视语言艺术在百年来已完成了无数次的探索和更新，使电影成为一门可以在影像方面独立探索的艺术，但是，从传统叙事艺术的文学那里继承来的内容表达则起决定作用，它是内，前者是外，或者说前者是肉体，而后者则是灵魂，这也就成为影视文学改编要讨论的两个向度。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电影改编走过了两个路程，一个是直接把戏剧搬到屏幕上，且在影像技术方面走过了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历程，从而使戏剧成为千万人可以观看的艺术。当把戏剧《白毛女》拍成电影《白毛女》的时候，远在偏僻山乡的农民都能够正常的看到这个令人同情的人物形象和其感人肺腑、激起千万人起来革命的命运故事，它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宣传与动员的巨大力量。另一个则是从小说改编电影，这一时期主要以夏衍的改编理论为主导。夏衍强调，电影改编要“忠实于文学”。因此，那个时期文学的电影改编大多数都遵循着这一原则。鲁迅小说《祝福》、茅盾小说《林家铺子》、巴金小说《家》、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等都遵循着这一原则被改编成电影，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这与那一时期纸质媒体是传播的主要手段和电影生产还不发达的缘故有关。

  即使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这一改编原则仍是小说改编影视剧的主要伦理。鲁迅的《阿Q正传》《伤逝》《药》、茅盾的《子夜》《虹》、巴金的《寒夜》、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月牙儿》、沈从文的《边城》等一批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重新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曹禺的《雷雨》也被重新改编制作，产生了一批经典之作。同时，一批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涌现出来的现实主义力作也被迅速改编成影视剧，如路遥的《人生》、古华的《芙蓉镇》、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张贤亮的《灵与肉》、余华的《活着》等也是按夏衍的这一改编理论而把小说中的主要内容搬上银幕。还有一个重要的显征是对古典文学的电视剧改编，如四大名著的改编，都是忠实于文学本身。

  同时，因为改革开放的原因，大量外国艺术作品和理论涌入中国，与先锋文学等一同进入中国的还有各种哲学、文学理论和电影理论。电影与先锋文学一样，都从过去的“写什么”，演变为“怎么写”，各种先锋理论进入人们的视野。张艺谋等导演提出，过去的文学改编是“忠实于文学”，现在要“忠实于电影”。这样一种转向对于中国电影来讲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巨大的变革。它与先锋文学一样，对艺术的修辞开始异常重视。电影开始从重视内容转向用唯美的独特的画面来表情达意。改编自柯蓝散文《深谷回声》的电影《黄土地》是一个标志，人们在欣赏人物与故事的同时，也可以欣赏绝美的画面。由莫言《红高粱》改编的同名电影很看重色彩的渲染，是对小说的一种独特的改编，由苏童的《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则重视把人物放置于独特而唯美的背景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影像效果。1999年上映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改编自彭见明的同名小说，对电影画面的追求可以说达到极致，几乎是一部诗化电影。这些改编既尊重了小说的美学意蕴，同时也“忠实”于电影的影像美学，应当说是相当好的探索与实践。

  随着1990年代中后期大众文化市场的崛起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入加速期，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资本逐渐进入中国电影市场，中国电影受到好莱坞等国外电影界的各种影响，以及新世纪以来网络的迅猛普及和各种新媒体技术的诞生，市场和媒介都在发生巨大转变。中国电影开始向世界电影学习，并在技术和市场运作等方面迅速提升，电影逐渐重视市场，导致文学的影视改编在“忠实于电影”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更有甚者逐渐变成了“忠实于市场”。此时，影像的美学追求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更趋向于市场，这种市场一种原因是经济的市场，另一方面则是大众文化市场。在电视剧方面，对四大名著的各种改编也此起彼伏，各种新技术也在不断刷新观众的观感经验。但是从四大名著的改编来看，无论技术方面如何革新，也无论镜头画面如何求美，都难以超越1980年代的影视改编，究其原因，那个时代的影像技术并没有后来这样高超，但是，因为它“忠实于文学”的改编思想，使得电视剧拥有了名著一样的文学性。导演、演员、服装设计者、化妆师、作曲者要一遍又一遍地研读原著，甚至长时期地接受相关的文学教育，才使得它与文学名著一样被人们喜爱。

  总之，从影视改编的经验来看，尽管影视在自己的语言修辞方面能无限探索，但是，文学性依然决定其灵魂的高度。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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