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题材剧《山海情》制作了方言原声版和普通话配音版两个版本，从收视反馈来看，方言原声版凭借独特的感染力，收获了更多好评。尽管该剧已在各大卫视频道收官，但观众对方言对白的讨论仍然余热未熄。在过去一年里，随着包括国庆档冠军影片《我和我的家乡》、战争题材电影《八佰》《金刚川》等电影的上映，方言与影视作品的融合有了更为纵深的探索。

  语言作为电影艺术表达的重要范畴，成为主题表达、人物形象塑造、影片艺术审美构建的重要载体。以方言为切入点，探讨影视艺术语汇体系的流变及其发生机制与文化成因，或可为影视跨学科研究、影视对白领域生成与发展研究等提供新的思维与路径。

  长期以来，普通话以中心话语的形式进入影视领域，在长久实践中构建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话语范式，形成了以国家意识为外部因素、民族文化沟通为内部因素的格局，二者相互调和生成的动态语言系统，为全国范围内语言体制化的建构提供了方向和标准。

  在讨论方言影视剧的突围之前，需要看到普通话和方言的间离与融合。就语言的发展来看，明显的特征是普通话不断吸收方言词汇，很多方言被纳入修改版《现代汉语词典》，某些方言的表达在传播中被大众熟知并认可，以普通话的用法固定下来，学者邵敬敏曾用“普用方言词”的概念来描述此类词汇。作者觉得，在这样的过程中，影视剧以可视化公共传媒的方式参与传播环节并起到及其重要的作用。这种转化某一些程度上体现了两者在语用与语法上的共性，也为方言在影视中的合理使用提供理论支撑。

  在界定之初，普通话与方言就拥有对立身份，并在随之而来的文学现代化潮流中强化了这种认知。现代汉语交际语言中经典文本的合法席位长期由普通话占据，导致了方言文化的失语。于是，电影界使用普通话作为话语范本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普通话成为主流影视语言，而方言被逐渐忽视和边缘化。

  受地域偏见和语言歧视的影响，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发展陷入困境。在与主流文化叙事的突围中，方言包括其承载的地域文化将目光投向了视听媒体领域，以声音的方式构建传播符号，进入可视化公共传媒，寻求话语构建方式，并通过方言审美的塑造推动语言认可和认同的进程，实现对主流文化的改写与突围。

  八十年代以后，影视艺术领域看到了以本土化叙事语言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可能性，开始主动尝试选择方言。以张艺谋、贾樟柯等为代表的导演群体大胆探索方言的使用，将其引入影片体式，并以此构建了独特的叙事风格。一方面，方言以边缘话语的身份寻求突破口，视听媒体则以声音的形式提供传播符号与新型话语构建方式，由此，方言通过自身审美与文化构建进入可视化公共领域，推广本土化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在现实主义题材与底层叙事中，小人物经常以方言出境，这在电影叙事与语用效果上大大增强了观众的认同感，带有地域色彩的方言也更富表现力，进而推动构建电影审美价值。

  本土化叙事话语与自我身份的构建，还与第六代电影导演民间立场下的底层叙事与望乡情结相关联。第六代导演将贩夫走卒、小偷、无业青年等边缘人物融入影片叙事，以纪实风格展现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情感，从寻求贴近生活表达的艺术理念出发，发掘高度统一与规范化的时代背景下普通群众的生活状况，以方言言说的形式解构庙堂之高的权威与理性表达，进而解构个人与集体的边界。由此，方言的使用与“底层叙事”和“乡土意识”相互支撑，构建起第六代导演电影风格的纪实美学体系。

  作为本土孕育的语言文化，方言营造的话语空间与影片叙事构建的影像一脉相承，展现出方言背后包含的地缘关系与乡土叙事。本土化的淳朴画面将语言表现与电影叙事逻辑中的寻根性特质联系在一起，成为导演寻求故乡叙事、纾解望乡情结的自然表达。随着青年电影人的成长、当下寻根文化的深化与群体记忆的追寻，大量以方言表达地域特色和原始生活风貌的影片还将在电影势力中继续培育和衍生。

  近年来，独立电影与类型电影对地域文化表达的关注与追求成为新趋势，从语言构建与方言表达中挖掘地域文化内涵成为有效的途径。近年来，国家针对方言资源保护与开发出台了有关政策，许多导演在创作中做出尝试，无论是出于影片表达的需要，还是自觉地传承与推广方言，这些实践逐步推动了方言在影视艺术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方言本身就具有边缘属性，这就使得其在讲述和表现主流以外的群体时更显真实和立体。当小众语言表达的艺术获得社会认同，小众就变成了大众，这是影视与方言互为表里的推促。如何在市场化语境与群体心理中获得认同，如何以语言为切口将地域文化打入公共传媒领域，如何推动本土化叙事与自我身份体认的价值形塑，成为方言影视作品的研究方向。

  方言展示了原生态面貌，它绘制与传达了一种粗糙却具本色的原始状态。当这种气质与多元化语境下更具包容的文化机制相遇，其发生与流行便具有了氛围和话语空间。在方言日渐式微的今天，镜头语言诠释和表达其交流价值之下的深层内核。在大众观影浪潮与市场化运作制度之下，电影由消费品向文化产品转型，方言创作是其中重要的探索方向，或许值得各界给予更多的思考与关注。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