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高度凝练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连续性”居于首位。历经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是一条河，从“古代”经“现代”流向“未来”。习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因此，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得以保存、发展和繁荣的基因密码，阐明了“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所以，只有追问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何以可能，我们才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何以可为。

  独特稳定的地理环境、“中和”的文化价值诉求、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格局使得中华文明连绵不绝

  早在几百年前，南宋思想家朱熹就曾写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知“所来”方能明“所往”，源头活水成就万代润泽。我国文化史家柳诒徵认为：“实则吾民族创造之文化，富于弹性，自古迄今，纚纚相属，虽间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①这说明了中国文化富有韧性，一脉相承，未尝断绝。同样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3个文明形态，但是在整个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由此可见，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而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因素：

  第一，独特稳定的地理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②人类的生存、绵延离不开所居住的各种自然条件，例如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天气特征情况等。马克思恩格斯尤其强调这些自然条件不单单决定着人们的肉体、种族之差，而且还决定着该民族的发展。可见，地理环境对于一个民族生存、发展与繁荣常常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人类发展史已经证明，文明往往起源于温带，而非极寒极热之地。中华民族的家园位于亚洲东部，其地理环境是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由此形成了天然屏障。由于地域具有相对封闭性，因此中华民族借助于独立的地理单元，形成了内部结构较为复杂完整的体系，例如华北平原、西南山脉、江南水系与西北大漠。这既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多元性与统一性，又保护、传承了中华文明。另外，文明的发展重点是河流。人类自古以来就有“沿河而居”的传统，河流往往意味着丰富的生活资料、宜居的生态环境与便捷的交通条件等，这些均能带来人口的增长，进而形成繁荣的文明。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不同的河流会形成不同的风土人情，例如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北部者黄河流域也，中部者扬子江流域也，南部者西江流域也。三者之发达，先后不同，而其间民族之性质，亦自差异”。③由此梁启超推断出中国虽在大一统格局下，但民族精神却具有多元性的原因。总体而言，独特而又稳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因此提供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前提条件。

  第二，“中和”的文化价值诉求。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儒家、道家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思想。作为主流的儒家文化，讲求“允执厥中”，这种文化态度使中华文化能够与其他文化形态美美与共、和谐共存。允执厥中是“中和”的基本准则“允执”就是平心静气、不离自性；“中”就是中道，它是天性的所在地、精神的集中点，“中”就是要把握适当的限度，使自己的言行合乎标准。“中和”所代表的中性智慧强调的是事物双方的相辅相成、共生共存，从而做到不偏不倚、执两用中。中性智慧是一种生成性智慧，因此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天命章》）“中和”是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诉求，具体而言，“中和”的思想大多数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中华文明强调“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经》）乾道即天道，就是指天象之自然规律；变化指四时、昼夜、风云、雷雨、霜雪、阴晴、寒暖之种种变化。这是指人鸟兽虫鱼草木等万物皆受天道变化之支配，适应天道变化而运动，能协调春暖、夏热、秋凉、冬寒的四时之气，不超越自然规律，由此才能得其属性之正、得其寿命之正；就人与人的关系来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孔子认为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只要求在不同见解中相互尊重、相互吸收和融合，而与之相反的人则要求什么事都一样，甚至同流合污；就人与自身的关系来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孔子认为不同性质的东西相加，这种相加叫做“和”，和能产生新的事物；相同性质的事物相加，这种相加是“同”，同则产生不了新的事物。此外，人要想达到“中和”的文化境界离不开“诚”的功夫。“诚”则意味着人要充分的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达道、并育、共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这实际上强调了天、地、人三德之间的和谐发展，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途径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总而言之，“中和”的文化价值诉求成就了“贵和持中、自强不息”的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价值底蕴。

  第三，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格局。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是由多民族跨越“历朝历代”之薪火相传而来的，这就决定了国家认同理念贯穿始终并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在开放中融合，在创新中发展，在开拓中传承，这无疑是今天我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重要基础和文化源泉。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④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上，56个民族所处自然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也各有特色，人们却始终以血缘为纽带生活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兼具多样性与统一性的中华文明。考古学家发现，远溯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原始公社氏族制起步解体的时候起，在各个不同的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阶段，南北之间就已有经济文化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相互渗透的情况，到了战国时代更前进了一步，这为之后秦汉时期形成民族统一的国家奠定了基础。基于此，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不是由中原向四周辐射的形势，而是各大文化区系在大致同步发展的前提下，不断组合和重组，形成在六大区系范围内涵盖为大致平衡又不平衡的多元一体的格局。⑤因此，中华民族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⑥，是一个极富有兼容性和凝聚力的民族。而这也正是尽管中国疆土广袤而各地景象又千差万别，但是其从始至终维持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原因。并且相较于西方民族，中华民族具备丰富的多样性，在抵御外界侵犯的同时也能同化其他民族与文化，使其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总之，多元一体的文明发展格局铸就了中国是多民族、多文化但大一统的国家，并夯实了中华文明代代相传的现实基础。

  在对文明概念的考察中，与之相伴生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文化”。无论是在中文还是在英语中，“文明”和“文化”都属于使用频率极高而又歧义丛生的概念。有时候它们还可以混用，有时又有严格的区别。从考古学层面来看，“文明”经常与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文明一词本身就有“城市化”和“城市的形成”的含义。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s”，意思是城市的居民，其本质含义为人民和睦地生活于城市和社会集团中的能力。引申后意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以及达到这一状态的过程。其涉及的领域也极其广泛，包括民族意识、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⑦；从哲学与价值层面来看，所谓“文明”是指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等手段来改造客观世界，通过法律、道德等制度来协调群体关系，借助宗教、艺术等形式来调节自身情感，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实现全面发展所达到的程度。

  “文化”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体现。中华文明中的“文化”是“人文化成”，“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传》）这是中国文化中“由人及物”的思考方式；西方文明中的“文化”起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是指对土地的耕作及动植物的培育，后逐渐转化为培养、教育、尊重等含义，这是“由物及人”的思考方式。由此，我们大家可以看出“文明”的外延要小于“文化”。因为“文明”表征的是文化的内在价值，确切地说是文化的正价值取向，体现的是肯定人的主体实践价值。在日常生活中，“文化”概念常常指向事实描述，“文明”则是一种价值评判。总体说来，文化与文明的关系能体现在“文化求异、文明趋同”，文化求异更多地体现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文明趋同更多地体现在“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因此，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成就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灿烂文化，具有以下四重意义：

  第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其他突出特性呈现出相生相成的关系。守正方能创新。守护的目的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文化假如没有连续性，创新性就失去了目的与方向，而没有创新性，文化也就失去了前进的源头活水，因此文化的连续性更加促进了文化的创新与繁荣。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促使中华民族不断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凝心亦可聚力。凝心是为了更好地汇聚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这种文化力量反过来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心理基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丰富了统一性的时间内涵，统一性为连续性提供了空间保障，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多元亦能共在。在多元中寻求共在，在共在中保持自身的独特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包容性提供了现实条件，包容性决定了连续性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和平才能发展。世界和平保障各民族的文化发展权利。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中华民族形成爱好和平、珍视和平的文化品格，和平性又进一步延续、发展、确保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五个特性既各具特色又互为表里，共同促进中华文明的纵深式发展。

  第二，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独特文明，为世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视。民间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根基，人类向未来进发的每一步，都需要对自身文化传统自觉遵守。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在众多丰富灿烂的文明成果中，汉字是最具代表性的。清代岭南著名学者陈澧在其所著《东塾读书记》中谈到：“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文字生。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2022年10月，习到河南安阳考察殷墟遗址时强调：“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汉字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标识。以出土的大量由龟甲制作的祭祀遗物为证，中国的汉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00多年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从甲骨文、金文、大小篆、隶书到魏碑、楷书、草书、行书等，中国汉字有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无论是汉字本身的稳定发展还是由汉字形成的代代相传的圣哲经典，都为世界文明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和资源。因此，中华民族的独特文明不仅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竞争力，也为世界文化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第三，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正如习所言：“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说到底，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构成了文化自信的前提与基础。正是由于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的积淀，使得中国作为泱泱文化大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具体而言，中华文明连续性构筑的文化自信表现在：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对于中国现实实践道路的自信，以及对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前景的自信。其中，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体现在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无比丰富的内涵。这样一种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了文化自信的基础与前提；对于中国现实实践道路的自信体现在中国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一百多年来，中国领导人民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时期，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的实践道路。经过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这条道路确确实实是中国真正赢得未来、拥有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道路；而对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前途的自信体现在对于每一位中国人而言，我们未来的发展前景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提是文化强国的建设，这既是国家的发展前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发展前景。所以，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如果失去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就失去了根本，失去了文化自信的心理根基，割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第四，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源头活水。中华文明是古今兼具的文明，为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提供了时间基础。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经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有言：“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儒学专家杜维明先生也曾指出：“从各个领域来观察，灿烂的华夏文明可以说是世界上罕有的。因为有有古无今的文明，如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古希腊文明；也有无古有今的文明，如美国、苏联等。而有古有今而又能延续数千年的文明，确实是罕见的。中国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印度。”⑧但是杜维明先生又补充道“印度的历史很淡，它是一种超越的向往。现在要讲印度历史非常困难，很难找到证据确凿的资料。而中华民族的特色在于，从公元前9世纪（共和元年）编年史就没断，现在至少从考古发掘，可以溯源到新石器时代乃至新石器时代以前。”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就是在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基础上不断开创新的伟大的历史使命，这塑造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的“大一统”是民族凝聚力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就是对“大一统”最生动的诠释。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混战，天下苦乱久矣。孔子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场景十分气愤，直言：“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而后，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完成了统一大业，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大一统”被纳入王朝治理的实践后，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大一统国家中，中华文明融合各民族的文化，逐渐形成了“贵和持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具体体现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即为人要贵和持中，做事要自强不息，这恰恰体现了中国先哲为人处事的哲学态度。在大一统国家的空间基础上凝聚起中国精神，就是在价值认同层面聚焦民族凝聚力。因此，代代相传的中华文明创造、发展、延续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团结力。

  文化的连续性特性，既见证了中华文化的过去，更指向了中华文化的未来，我们要自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科学的理论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真正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性力量，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架起一座传承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汇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桥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从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把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不断深化我们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文化关乎国本、国运。着眼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如何赓续中华文脉、建设现代文明，这是每一个当代中国人不容推辞的历史责任。2023年6月2日，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需要协调好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人与自然的三重关系。

  第一，协调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⑩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始终是密不可分的。精神文明要想延续，离不开物质文明的前提与基础；而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管子牧民》中写道：“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也深刻反映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既体现在国家层面，又体现在个体层面。对于国家而言，财富众多自然吸引远方之客的到来，土地普遍开垦人民就会安心留居；对于个体而言，衣食无忧始终与知礼节、懂荣辱相伴随。只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并重，人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也提出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好人们的物质生活，也要重视人们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类丰富的自由本性。只有重视人们的精神生活，才能从根源处解决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的主体性危机问题。1949年9月，同志曾指出：“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⑪这充分体现了文明对于国家、民族、个人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过程中，要重视协调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巩固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丰硕成果，更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滋养人心、汇聚力量，由此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

  第二，协调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与现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关系。中国著名哲学家贺麟先生认为：“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文化或历史虽然不免经外族的入侵和内部的分崩瓦解，但也总必有或应有其连续性。”⑫传统的连续性恰恰在于保守和创新的辩证统一。保守因素使文化传统保持相对稳定，成为维系民族文化生命的纽带，创新因素使文化传统不致凝固僵化，以期永葆生命力。因此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也就是在处理文化的保护与创新的关系。现代文明是人类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文明，中华文明要实现现代化转化，就应使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转化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资源，对世界文化作出独有的贡献。民间传统文化并非是温室里的花朵与周围事物隔绝开来，而是要与时代相适应，与时代同频共振，既能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不失自身的传统特色。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应是在批判继承民间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汲取现代文化优秀成果的产物。此外，现代文明还要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生活需求。这就要求我们秉持开放包容特质，不断更新文化观念，不断提高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培育与现代社会文明相一致的文化素养，这样中国文化才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才能不断完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过程中的文明观念。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故步自封，也不能妄自菲薄、崇洋。在此意义上，如何在大力推进和保持创新能力的同时，保持文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如何在向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化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如何在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文明的同时，弘扬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将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实践课题。

  第三，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就突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建设现代文明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善用自然之力。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就必须与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既是人的身体所依赖的对象，更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人通过物质实践依赖于自然而生存。人利用自身的器官例如肩、脚、头去创造和利用自然的物质财富，延伸了自己的器官，同时也满足了自身的生活需要；但是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因为有人的存在而被赋予意义。与人相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就等于无。自然界作为客体是在主体的关照下生成的。没有人这个主体，就不存在自然界这个客体，那么自然界就会是一个纯粹的外在世界，和人没有一点的关联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人与自然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依赖、互相支持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对自然的呵护与珍视，我们要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健全生态保护意识，像爱惜自身一样爱惜自然界。

  民族复兴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复兴。从青铜之韵、汉唐气象再到大国风范，中华民族以悠久的历史脉络、深厚的文化渊源、博大的天下胸怀，穿越千年历史，走向未来文明。文化中国是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延伸，只有延续历史，才能走向未来，只有延续民族精神血脉，才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以文化自信自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我们始终相信，中华文明定会在新时代接力向前，再创伟业。

  （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

  ⑤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98页。

  ⑥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76页。

  ⑧杜维明：《文化中国：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9页。

  ⑨杜维明：《文化中国：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6-8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