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经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

  曾经发明的“上海话输入法”的上海大学教授钱乃荣更说：“方言有人性中的神。”

  而最近因电视剧《繁花》大火的编剧秦雯也说：“用上海话写戏，感觉完全不一样，扎劲！”

  《繁花》刚播完不久，而它所带来的沪语热潮却方兴未艾——观众，尤其是上海本地观众，像剧中的“黄河路保卫战”一样，打响了“沪语保卫战”——能讲沪语的场合一律讲沪语。

  去采访秦雯的时候，聊了几句之后，她就提议“不如我们用上海话来聊吧”，于是采访也从严肃认真，变得团结活泼，聊起创作《繁花》时的点滴，她的沪语语速极快，高兴得眉飞色舞：“用上海话写戏，感觉完全不一样，扎劲（沪语兴奋之意）！整个人都是沉浸其中的。而且你看演员讲普通话和上海话，也有两种不同味道——胡歌身上本来正气很足，讲起上海话来就增加了活灵活现的感觉，显得整个人风流倜傥。马伊琍一讲上海话就多了几分凌厉，而唐嫣讲上海话又添了几分娇嗔。我真的强烈建议，能看懂上海话的观众，就看上海话版吧！”

  剧集播出以后分普通话和沪语两个版本，坊间开玩笑说，上海本地观众如果不看沪语版，是要被开除沪籍的。有趣的是，有些演员此前大家可能并不知道他是上海人，结果一开口，确认了眼神——原来大家都是310啊（上海人身份证前三位数字）。

  胡歌说，用方言演戏，本身就是对演员的一种解放：“上海话是我的母语，用母语表演的时候，就不需要像用普通话讲台词时那样，分散一部分精力在语言上，去注意台词的逻辑重音啊、节奏啊，省略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拍了一段时间以后，又会发现，方言有它独特的韵味在里面，你的穿着、语言、环境和发生的事情都非常统一，语言作为一个交流工具，是地方特有文化的一种载体。”

  其实《繁花》原著当年考虑到全国人民的接受程度，使用的反而是“改良”沪语——全篇没有一个“侬”字。但拍成电视剧时，秦雯和王家卫导演商量下来，觉得一定要有“阿拉”，一定要有“侬”：“就用大家生活中会使用的口语，不去作统一或者限制，因每个年代、每个区域的上海人，讲话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不同的用词，所以我们会鼓励每个角色都去找到符合自己的上海话。”秦雯说。

  在片场，每个演员都会通过你自己在上海生活的经验，去把握角色所说的上海话。最终《繁花》呈现的方言中，“爷叔”和“阿宝”的口音、用词，都有明显差异。在上海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钱乃荣看来，“游本昌饰演的‘爷叔’，有些发音跟我们现在有点不一样，这是符合他人物年龄的——老派人还保留了几个老上海话中的‘连读变调’，年轻人听着可能觉得有点怪，那是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虽然方言的稳定度是很高，但方言是生活中活的语言，在稳定中也会有自然的变化。剧中的上海方言，整体感觉是符合那个年代特征的，句子短，排列紧密，你一言我一语，让我感觉很亲切”。

  有没有发现，即使并非上海人，曾经长年定居在上海的导演，也喜欢在电影里大量使用上海话？在《繁花》之前，因沪语而出圈的电影，是《爱情神话》，导演邵艺辉曾在上海居住多年；是《罗曼蒂克消亡史》，导演程耳也曾在上海居住多年。长年浸泡在这座城市之后，他们仿佛认定，只有上海话才能更好地传达出这座城市的气质。

  其实不光是中国导演，外国导演到上海来拍电视片，也全程沪语收音——1997年，国际知名纪录片导演、英国独立制片人Phil Agland来上海拍摄一部电视片《逝：Love and Death in Shanghai》——1999年在英国电视台首播，每集50分钟，一共7集，IMDB上的评分也高达8.2。2007年的时候，导演把电视片素材浓缩成为一部100分钟的长片，后来曾在白玉兰电视节期间于上海公映。

  跟《爱情神话》围绕五原路两公里半径不同，《逝》聚焦的是现在上海已经消失的区划：南市区。1997年，上海人口400万，外来人口仅仅8000；1997年，南市区还没并入黄浦；1997年，老城厢二房东家的棉被，是用棉胎、被单和丝绸被面自行缝制而成，每到换季，就是一轮大拆洗。打开这一部优秀的电影，你也不会怀疑，这就是1997年的上海——无论是毛衣的款式、女人的浪，还是老城厢里弄石库门、旧版百元大钞“青皮蛋”，都在暗示明示时间的烙印。

  当然，这部纪录电影里还有一桩凶杀案——苏州河里捞到无头女尸，惊动了刑警803，很快将嫌疑犯抓捕归案。审讯的时候，面对狡诈假装无辜试图抵赖的嫌疑人，文质彬彬的803气得从嘴里往外蹦出一串标准沪骂。漆黑的电影院里，全场观众热烈鼓掌。

  既然名字叫Love and Death in Shanghai，除了死，还有爱：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5岁男孩范思愿的故事里，阿拉能透过时光，看穿90年代上海市民的古道热肠——小范一家环境不好，根本拿不出七八万元给他做心脏病手术，1997年的七八万元，对普通人家来说的确是个天文数字了。但是手术如果不做，小范就养不大。于是《新民晚报》社区版记者前去采访，将这家人的困境报道出来。上海慈善基金会也积极组织捐款，市民们有的几十有的一百，纷纷援手。儿童医院也配比同等款项，小范的手术很快就安排上，术后，他青紫的嘴唇也恢复了粉红，而负责任的医生就躺在病房一角的临时床铺上，密切监控他的恢复情况。想起来，小范今年也该到了而立之年吧。

  虽然不乏生死这样的大事，但《逝》的拍法却不是哗众取宠的，而是把惊心动魄的大事拍出了民间叙事的情和味。即使是上海本地人看来，也不认为这个外国导演有隔阂。

  这个走遍世界各地拍片的英国导演，在1994年还拍过一部讲云南丽江的纪录片《云之南》，片长7集，每集60分钟。虽然如今看来画质是糊了一些，却仍然透出90年代古朴的丽江风貌：镇子上放学奔跑的小学生、街上的裁缝店、拔火罐的老中医……不少丽江观众打了高分（豆瓣评分9分），称导演拍出了他们印象中90年代“变身网红前”的丽江。更有评论说，因为此片，丽江的美被全世界观众看到，“许多西方人竟然不相信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美好的地方，更不相信片中的故事是真实的……包括挪威国王和王后在内，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寻着《云之南》的故事来到了丽江，认识了丽江，也认识了中国”。而这部长片当然也都是全程使用的丽江当地方言。

  上海曾是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这大家都知道。但你也许不知道，从1913年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在上海诞生，到1949年解放前，36年间中国拍摄的2600多部电影里，就已经有了全片讲上海话的，比如《爱神之肥料》《三个母亲》。

  如果说起沪语电影的第一波高潮，那应该是上世纪60年代。1962年，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谢晋导演的《大李小李和老李》。次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又分别将滑稽戏《糊涂爹娘》和《满意不满意》翻拍成了同名电影上映，由杨华生、绿杨、小杨天笑、方笑笑等滑稽戏演员担纲主演，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同样由滑稽戏改编的还有1984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阿混新传》，主演严顺开、李青、吴媚媚等人的表现可圈可点。

  而在《繁花》所展现的90年代，上海其实兴起过沪语电视剧热潮，《孽债》《夺子战争》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1997年的沪语方言剧《夺子战争》曾经以38.7%的收视率，打破上海电视剧最高收视纪录。不过当中小学不提倡讲方言之后，一系列方言文化也跟着衰落了。

  《繁花》热播后，由于剧中不少情节与抢认购证、炒股票、闯荡长期资金市场有关，也迅速牵起了观众们对于90年代电影《股疯》的回忆——1994年引起轰动的沪语电影《股疯》，尽管不是由滑稽戏改编，却也在剧中起用了大量的滑稽戏演员：王汝刚、林锡彪、陶德兴、张国庆、吴媚媚……滑稽戏演员身上独特的地域特征和他们丰富的肢体、语言表达能力，让影片“笑果”出众。当年，沪语版《股疯》的票房是要高于国语版的。

  记得电影里有一段情节：潘虹饰演的“阿莉”得知老公要出差一周，给他准备了7张草纸，待到问清楚最后一天中午就回来之后，又再撕下半张来，6张半就够了，充足表现了上海女人“做人家”的一面。半两粮票、半张草纸，上海人历史上的精打细算时常被人嘲笑，不过正如“做人家”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多少上海人家就是在这样的勤俭持家中慢慢“做”了起来。

  《股疯》的主演王汝刚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也常常呼吁对方言的传承保护。在他看来，大城市就像是水泥森林，而语言却是城市的血液和灵魂，“让地方方言活起来，城市会更加‘鲜龙活跳’”。

  方言之于方言电影，不仅是增加了喜剧元素，它还是一种“生活秀”和“时光机”。如今，打开《股疯》，上世纪90年代的市民生活仿佛就在眼前，如此鲜活，毫不造作。在记录“阿莉”一家生活的同时，90年代“排队抢购认购券”“炒股狂热”“老城厢动迁”等等历史事件也被忠实地一一再现。

  90年代不但流行炒股票，还流行买彩票——尤其是福利彩票中头奖的人，还要到电视台去现场摇动大转盘，决定分到的奖金到底是5万元还是100万元。沪语电影《横竖横》记载的就是这段故事，它的大胆不仅在于全程使用沪语，还直接邀请了当年中彩票的几个伙伴本人来出演——张宝忠演的正是江南造船厂下岗工人张宝忠，他和同伴一起购买“上海风采”福利彩票，后来在电视台摇中了40万元大奖。彩票热潮中，有人自嘲说：“发横财进棺材，还是好好叫做生活吧。”——“做生活”，跟“做人家”一样，也是沪语词汇，把打工称作“做生活”，把勤俭称作“做人家”，似乎都特别有道理。《横竖横》的导演王光利后来也为电视剧《繁花》担任了顾问一职。

  虽然全部采用沪语对白的电影不算很多，但是夹杂沪语对白的影片还是不少的。比如侯孝贤的《海上花》，李安的《色，戒》，程耳的《罗曼蒂克消亡史》。

  上图：程耳导演同样并非上海人，《罗曼蒂克消亡史》中除了葛优其他人都说上海话。

  《罗曼蒂克消亡史》里，浅野忠信跑上来第一段台词就是长达上百字的沪语大贯口，第一句是：“要讲真闲话，覅讲假闲话，否则要触霉头。”在电影里饰演管家王妈的闫妮，也是一口上海话，而且相当标准。后来闫妮回忆说，上海话是跟胡歌练的，胡歌还笑她说的“家乡话”自己根本听不懂。别人拍电影学方言，一般只学自己那些台词的咬字发音，但闫妮不同，她去找男人说，找女人说，到处找人练。最终，那一口不温不火懒洋洋又自带神秘感的沪语腔调，特别老上海。

  相比沪语影视剧，采用别的地方方言的影视作品就更多——宁浩的《黄金大劫案》是东北话，管虎的《杀生》是四川话，王全安的《白鹿原》是陕西话，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是重庆话、《站台》是山西话，杨亚洲的《没事偷着乐》是天津话，陈大明的《鸡犬不宁》是河南话……

  宁浩应该是最爱用方言的华语片导演了，“疯狂”系列出现过的方言就有重庆话、成都话、青岛话、广东话、闽南语、东北话……但是导演却否认大量使用方言是为增加喜剧效果，他说：“喜剧不喜剧还在其次。主要是方言对表演很有好处，它富有质感，也很生动。对当地人来说，用方言表达情感肯定比用普通话丰富。”

  电视剧方面，《外来媳妇本地郎》有广东方言，《刘老根》有东北方言，《山城棒棒军》有四川方言，《武林外传》更是各地方言的大杂烩：佟湘玉讲陕西话，郭芙蓉讲闽南话，莫小贝讲邯郸话，邢捕头讲山东话，燕小六讲天津话，吕秀才和祝无双还讲过上海话……

  根据路遥原著改编的电视剧《人生之路》，那自然是得讲陕北方言，不过也有调整——林永健、刘威、何赛飞、李光复等一众老戏骨大都操一口陕北方言，而年轻演员们则讲标准的普通话，这也是因他们所演绎的角色在精神上的不同——老一辈们坚守土地，而年轻一代渴望走出去，向往现代化的城市环境，希望有一口字正腔圆的标准普通话。由此可见，剧集在语言的选择上不应追求刻板的“标准”，而是一切都要服务于角色形象的设定。

  很多导演都表达过自己的电影一定要使用方言——拍《白鹿原》的时候，有人问王全安：有没有要求主要演员必须通读多遍原著。王全安的回答却是：“让他们练好陕西话对电影来说更重要。”拍《穿过寒冬拥抱你》的时候，导演薛晓路说：“我们一开始就确定了希望是一个全方言的演出，想完全去复原，或者说尽可能地贴近那种生活真实。我们也尽可能地选择了一些本身是湖北籍或者武汉籍的演员，把我们原来的台词请武汉籍的老师录下小样，发给非武汉籍的演员们听，同时在拍摄现场也请了语言指导老师。”演员之中朱一龙、徐帆本身就是武汉人，贾玲也是湖北籍，说方言没啥问题。但“青岛贵妇”黄渤可就麻烦了——“天花板”演技的黄渤遇到了“比他语言天花板还高四层”的武汉方言，一边配一边说：“太难了，武汉话简直像唱歌一样，那个调拐来拐去实在太难拿了。”其实黄渤也算是接触方言众多的演员了，曾经在电影里尝试过四川话、天津话、唐山话、东北话……

  去年五一档，著名编剧张冀跨界执导电影《长沙夜生活》，为了凸显这座“不眠城”的市井烟火气，也是用的湖南方言。电影里，长沙的知名景点：五一广场、渔人码头、“长沙之眼”摩天轮、文和友轮番登场，令人目不暇接；口味虾、糖油粑粑、小炒黄牛肉等湘味美食也悉数亮相，令人垂涎三尺。一句湖南方言“霸得蛮”（形容霸气十足，有一股不服输的拼劲），就勾起了多少湖南“细伢”的思乡情。

  而导演魏书钧在湖南郴州拍摄《永安镇故事集》时，一样是用的湖南方言。电影里的方言就像刚刚从东湖钓上来的鱼一样，带来浓浓的在地食材风味。湖南菜很辣，吃得导演和编剧都拉肚子，但湖南话很温柔，温柔得让导演编剧只花了一个月就决定改剧本，一切推倒重来。

  其实不光是中国影视人爱用方言，外国人也爱。在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圆桌论坛上，印尼导演卡米拉·安迪妮（Kamila Andini）也说：“我自己在创作过程中总是会由当地语言来制作相关电影，我喜欢带着字幕让观众观看影片。不管影片讲什么样的语言，都能够相互连通。我觉得这些方言能够非常好地代表电影的多元化。而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很多观众非常容易就能和当地的一些故事构建起情感的纽带。”想起当年《孽债》曾被北方媒体批评“方言难懂”，但即使方言难懂，我们还有字幕，怕啥啦？记者｜阙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