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娱乐的概念被深深地隐藏在文艺思潮的背后，成为一个努力被压缩与忽略的维度，但我们依然难以否认的是，娱乐的潜在能动性，还是隐隐地深藏在文艺的背后，发散着强盛的诱惑力。

  正是凭着这样的理解，我们从今天熟知的娱乐的概念，去统筹性地鸟瞰七十年的嬗变史，能够让我们正真看到中国文化的特质性变化，而这种变化，从七十年的第一天开始，就是对世界文化思潮与流行趋向的一种感应与合拍，从而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融入到全球性的盛世华颜。

  当诗人以兴会更无前的气魄，为新中国的诞生，喊出“时间开始了”的豪迈宣言的时候，未来的娱乐圈的文化基础，将由什么来奠定，是亟待作出的选择。

  今天，我们从此刻的站位来回顾，明白我们的文化一路走来，走过了什么样的风景与路途，知道不管娱乐的风云如何甚嚣尘上，依然无法更改七十年的的文化基调。

  而共和国初创的年代，铆定文化的命脉，也将决定着今后七十年的文艺方向，也即娱乐圈的立足基础。

  我们不妨跳开一步，当年能够被我们接受的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究竟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空间？

  在这部好莱坞商业片里，代表着选择方向的贵族小姐，一种原因是那个突兀地闯进她的精神世界的普通工人，另一方面却是与她同处于一个阶层的贵族公子，但是，她的最终选择却是那个不名一文的普通工人，并与他演绎出了一曲凄然泪下的爱情悲歌。

  在之前的同样题材的《冰海沉船》里却洋溢着对贵族绅士精神的迷恋，由此能够看出，《泰坦尼克号》里对贵族精神的鄙视而将电影的情感落脚点专注于“下等身份”的普通工人，正反映出好莱坞电影里叙事基调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定性。

  而实际上，《泰坦尼克号》里的选择意识，如果我们向上溯源，会发现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着完全雷同的遵循准则。

  可以说，新中国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将为普通大众也就是人民的价值取向作为娱乐圈的基本定调，从而让中国的文化精神在这一个“时间开始了”的时刻，合拍进了世界的文化进程。

  因此，建国之前的进步影片，依然在价值主旨上与时代存在着某种差异。所以新中国对文艺价值的重新确定，实际上反映了与世界文化的一次合拍。如果说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与世界文化的接轨与呼应的话，那么，建国后的文化精神，才真正在行动上与世界文化无缝对接，并由此规定了中国文艺的定调与定音。

  老舍在面对《林海雪原》时自称他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白毛女》里设计出的中国文化体系里从没再次出现过的“复仇女神”形象，《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将乡村生活纳入世界舞台核心位置般的呈现，《南征北战》中对中国文艺的历史脉线上从没再次出现过的史诗风格的创世纪表现，都显示出七十年娱乐圈里的文化调门，已经真正地深入到平民的视野情感中。

  而实际上，从建国前的电影迈入到新中国的电影主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中间的过渡性作品如《武训传》当然可以视着一个重要的节点，但是这部影片毕竟是建国前定调的，它与新中国的文化语调产生悖离有其能够理解的原因，因此，我们深入到建国初年的文化历程，有必要来正视这微妙的嬗变中，是如何真正把平民的立场坚定而永恒地固化下来的。

  正是这种立场的逆转与拗折，才使得平民立场与视角，在中国的文化与文艺中扎根立足，也决定了今日的娱乐圈的文化调门保持着它面对世界文化潮汛而丝毫不逊色的清新与纯净。

  中国娱乐圈的嬗变与时代的节奏紧密相联。这样，我们大概能将中国娱乐圈的时代分割成如下几个板块：十七年期间，即从1949年到1966年，文革期间，即从1966年至1976年，新时期期间，即从1976年至1990年，跨世纪期间，从1990年至现在。

  在十七年期间，虽然娱乐一词不被提起，但是，它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娱乐感受还是勿庸置疑的。以娱乐业最为代表性的电影业为例，十七年期间，共生产了600多部故事片，将1965年与1949年相比，电影放映单位由646个增加到20363个，观众人数由4731万人次增加到46亿人次，发行收入由205.8万元增加到1.3亿元。

  包括著名作家王安忆，文革期间成为文工团的一名成员，投身到特殊年代的娱乐产品提供行当之中。张贤亮也在文革期间，参与戏剧汇演的剧本创作。莫言回忆他小时候，最大的娱乐，就是收听村头大喇叭里的革命歌曲与样板戏，还有大队宣传队演的乡土小戏，可见，新时期的一些文艺人物，都曾经在那个特别年代，以不同的形式与红色娱乐业发生过或助力或受资助的经历。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间，中国电影跌入低谷的严峻形势，反而开启了一个多元的娱乐时代，至此娱乐圈的生态正式在中国文化的广阔空间里自成体系，自主循环，相生相克。

  1962年，22名中国演员的照片，张悬在中国各大电影院的大厅里，这是建国以来唯一一次将演员照片悬挂在影院大厅的现象，这些演员包括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凤、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李亚林、张圆、庞学勤、金迪、田华、王心刚、王晓棠、祝希娟。

  然而好景不常，1964年，中宣部下文追查明星照片悬挂的来龙去脉。尽管如此，这些明星集体亮相，还是显示十七年娱乐圈对演员偶像的树立以及引起的巨大反响。

  这些偶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普通民众的审美观，并且长久地引导着民众的着装、仪容、发式等时尚的各个部位。

  即使在娱乐一词鲜见提及的文革期间，偶像对时尚的影响力，也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民众的审美。

  1975年，《杜鹃山》中的女主人公柯湘以崭新的造型，一扫之前样板戏中“铁姑娘”、“铁娘子”的千篇一律，以微带卷曲发脚的短发配以妩媚多姿的刘海在全国掀起了“柯湘头”。

  同一年，以李秀明主演的《春苗》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将春苗式的短发发型带向了全国风靡的程度，呈现出明星对民众审美的强大渗透性与干预力。

  当美容在今天日益可以凭借技术的力量达到近似随心所欲的程度，娱乐圈的偶像审美还掀起了一种按模制作、定制生产的流行潮。

  就男性演员来说，我们大家可以在今天流行国字性男演员的面容上，仿若看到王心刚等七十年早期偶像的身影，在刘烨身上看到李向阳的面貌特点，一句话，男性明星的面容变化比较小，而对女性形象来说，七十年来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从银脸大盘向锥形脸的转换，这种流行趋势也使得磨腮技术成为这种时尚潮流中的一个得力助推助手。

  圆盘大脸的典型代表是杨丽坤，她把这种丰润的脸型的极致美丽推向了一个赏心悦目的高度。